共同学习，开启幸福生活之门

── 社区学习共同体专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自古以来，学习是苦的成为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头悬梁”、“锥刺股”、 “闭门苦读”，学成之日是幸福的，但学的过程似乎既痛苦又孤独，与幸福无关。随着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理念的传播、倡导与普及，如何让学习本身成为一种幸福，已成为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关注和探索的焦点。2013年，秋日融融的季节，由浙江省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协会、人大书报资料中心、联合国教科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杭州市成人教育协会共同举办，杭州市成人教育研究室和余杭区社区学院承办的社区学习共同体专题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成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昭文、教育部职成教司处长黄辉、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鲍学军、中国成教协会常务副会长谢国东、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任盛希贵、中国成教协会社区教育专委会理事长陈乃林、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肖锋、余杭区副区长许玲娣、余杭区教育局局长沈洪相等领导均出席会议。会议见证了“社区共学网”的开通，并进行了“浙江省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协会社区共同学习研究中心”的授牌及聘书颁发。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四川、广东、浙江等多个省、市及海外台湾的成人教育、社区教育知名专家与学者共100余人围绕“共同学习 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主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为民众共同呈上一道关于共同学习与幸福生活探寻的思想盛宴。

　　与人共学：生活因而幸福

　　社区教育的广泛开展，有效促进了城市学习氛围的营造、居民学习意识的提高以及学习需求的满足。教育部职成教司处长黄辉认为，我国社区教育理论与实践应着眼于区域的稳定、社区关系的融合、社会文明的进步，以及社区居民素质的提高，使社区居民的学习与个人的幸福感、生活品质的提升紧密结合起来。

　　美国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曾提出，实现幸福人生应具有五个元素, 即要有积极的情绪、要投入、要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所做之事有意义和目的、内心具有成就感。现代城市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和冷漠极易让人缺乏幸福感和归属感。杭州市成人教育研究室主任汪国新认为，城市中的很多社区仅仅只是地理意义上的居民居住区，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真正“社区”，居民常常是孤立的个体，彼此之间少有联系，“缺少邻里沟通”、“缺乏社区归属感”已成为当代城市居民幸福感低的重要原因。为此，他提出，通过在社区建立各种类型的学习共同体，来推动居民的共同学习，在社区形成共同学习的文化，从而增强居民对共同体进而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居民区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汪国新指出，社区作为一个公共服务载体，是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场所，理应成为每个居民的心灵港湾。而社区学习共同体恰恰为实现居民幸福感和归属感找到了一条极佳途径，是城市幸福指数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作为非正规的学习群体，社区共同学习，可以在“社区学习共同体”中实现。“社区学习共同体”是社区内的居民，基于共同的兴趣、爱好及学习需求，在平等互助的原则下，通过心灵契约的形式自发构成的非正式学习团体。参与成员有着共同的兴趣和需求，在宽松环境和民主气氛中互为师生、共同学习，相互对话、交流和沟通，分享各种学习资源，分享彼此的情感、体验和观念，共同完成一定的学习任务，通过共同学习活动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信任、守望相助的人际关系。这种共同学习不仅仅是为了掌握知识、提高技能，更是为了愉悦身心、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丰富精神思想，而这也正是学习的应有之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社区共同学习是能够把学习本身作为目的的学习，是成人学习的最佳方式之一，也是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归属感最重要的源泉。当“学习共同体”广泛地活跃在社区之中，共同学习成为社区文化，成为生活常态时，居民的生活将会更美好、更幸福。

　　人是在社会文化情境中接受影响的，是通过直接与他人的交互作用来建构自己的知识的，故而学习不只是个体的独立思考和个性感受，他人的存在及与他人的交流在个体学习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杭州市余杭区社区学院高有法提出，伴随着全民终身教育意识的增强，“学习共同体”这一概念被引入社区，成为社区教育的一种实践路径。社区本身就含有“共同体”的意味，在社区内开展教育活动，居民自然而然容易形成“学习共同体”。不仅如此，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人们也渴求一种广泛存在、自由放松、平等交流的学习方式，“社区学习共同体”以其自主与平等、互助与共享、开放与灵活、草根与普及等重要特征符合这样的需要。

　　《职教论坛》社长叶桉认为，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到“共同学习，让生活更美好”，理念的提出反映出我们国家从总体小康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的迈进，是我们国家文明的提升和全面发展在学习和教育领域中的一个缩影和发展，也反映出成人世界学习方式、学习手段与时俱进的变化。

　　众里寻“她”：“过河的桥和船”

　　我国社区教育开展多年，为学习型城市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如何吸引更多的民众参加，让民众愿意学、喜欢学，仍是社区教育努力探索的重点。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鲍学军高度评价了“社区学习共同体”这一群众性的学习团体，认为“社区学习共同体”概念的提出，直接回应了现代城市社区如何建立精神家园的问题，为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找到了一把新钥匙，也为社区教育吸引民众参与找到了“过河的桥和船”。它自发于民间，有很强的草根性，无论学历、性别、年龄、职业、贫富、社会地位，社区学习共同体都以极强的包容性吸纳每一位热爱学习的居民参加。因此，它必然有助于提高社区教育的有效性，促进社区民众以及社区的发展，也必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与活力。居民参加社区学习共同体不仅学到才艺和技能，更形成崭新的和谐的社区人际关系，增强了社区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

　　中国成教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昭文认为，任何理论与实践，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都有一个不断地升级过程，就是前人的经验成果，然后提炼吸收进行合理的经验发扬的过程。杭州社区学习共同体的研究与实践是社区教育发展中探索出来的成功经验，值得在浙江省乃至全国推广。当下，社区教育需要正确处理社区三级网络与社区学习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使两者共生共长，相互促进。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任盛希贵指出，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社区建设和社区教育已凸显出自身的规律。因此，社区教育需要顺应新的环境，与时俱进。

　　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肖锋充分肯定社区学习共同体的作用，他认为，社区学习共同体让“社区由纯粹的物理房子的聚集地变为有幸福感、归属感的精神家园”，它契合了成人教育的特点。这种民间非政府非盈利的组织需要政府、社会、社区共同来推进。凡与生活有关，与生命有关，与人生有关的知识与技能都应成为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学习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与中国大陆的社区学习共同体有所不同，台湾的学习共同体历经了三代的发展。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学系林振春教授揭开了台湾的学习共同体的“前世今生”，梳理出了其三代的面貌：第一代学习共同体是以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面貌出现，主要由教育领域的学者为先锋，将教育与学习视为基本人权，政府应提供人民所需要的教育，并且营造一个适合全民终身学习的环境；第二代的学习共同体以知识经济和创意经济的面貌出现，主要由经济领域的学者为先锋，将教育与学习视为营造全球竞争力的重要策略与手段，政府应提供人民必要的教育与学习，培育具高度创意产业能力的人才，以提升学习共同体的社会繁荣指数；第三代学习共同体以公民社会和幸福社会的面貌出现，主要由社会与心灵领域的学者为先锋，将教育与学习视为营造公民社会与促进人类幸福的重要措施，政府必须考虑人民的幸福感作为施政的核心理念，并且以建设公民社会作为维护人民幸福感的最佳保证。从第一代到第三代，学习共同体逐渐与民众的生活幸福密切相连。

　　如何建好社区教育“过河的桥和船”，是当前亟待思考的问题。汪国新提出了三大策略：一是政策引领，把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培育作为重要内容；二是内生力的促发，激发居民的兴趣与学习需求；三是影响有影响力的人，获得高层领导的支持，引起省部级以上、制定政策的部门的重视与关注。

　　《成才与就业》杂志社主编项秉建认为，终身教育走向终身学习，是一种螺旋式的发展，它提倡以学习者为中心，体现的是对学习本质的回归。社区学习共同体不仅要满足居民个人的学习意愿，也要能促进整个社区乃至城市社会的发展。因此，需要把政府的要求和民众社区居民的需求两者结合起来，使社区学习共同体与社区教育共生共长。

　　广东五邑大学朱涛教授提出，学习型社区的创建取决于社区各类组织的学习化建设，特别是民众自发的学习团队的建设。要实现社区共同学习，首先要解决理念问题，让社区民众明白，通过共同学习，可以改变生活，改变人生。共同学习促进发展。社区共同学习的团队组建必须有建立在学习者学习需求、学习兴趣基础上。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教所所长孙诚高度肯定社区学习共同体自下而上的推动模式，但他也明确指出，要确保社区学习共同的生命力与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与介入。尤其需要面向弱势群体培育符合其学习需求的社区学习共同体，如农民工、残障人员、下岗人员等，使他们通过共同学习改变生存发展的命运。
 
　　异曲同工：境外的别样“幸福”

　　杭州目前已有两千多个社区学习共同体，遍布城乡。由于社区学习共同体的加入零门槛，内容契合居民需求，学习形式灵活自由，受到居民的认可与欢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享受共同学习所带来的幸福与快乐。而这样的幸福，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融入进了瑞典民众的生活之中。瑞典的“学习圈”其实质即类似于“社区学习共同体”。瑞典大众成人教育全国联合会专家托瑞·帕森（Tore Person）介绍，从1912年起，瑞典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开始扶持学习圈，最初，学习圈是为了使许多受正规教育不足的人掌握读写能力，获得足够的知识与训练，从而更好地发挥公民权利，较好地参与政治与社会管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瑞典与世界各国交流越来越频繁，学习圈涌现出学习外语的风潮。到了80年代、90年代，随着瑞典正规教育的发展与普及，学习圈逐渐变成了民众发展个人兴趣的一种方式。瑞典的学习圈“参与成本低廉，学习方式简单易行，学员之间平等自由表达”，广受民众欢迎。时至今日，在瑞典900多万的总人口中，平均每年超过100万的人会参加到学习圈中去。瑞典的学习圈虽然属于非政府组织，却得到了政府的信任与大力支持，其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于中央与地方政府。这种特殊的学习形式已经成为了瑞典非正规成人教育的主要形式，成为瑞典民众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近几年，瑞典的学者们以“学习圈是否有助于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一个让社会成员能够发展他们能力的社会？”为研究假设，对学习圈的价值进行了系列研究，从社会资本和健康资本的两个方面关注学习圈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与个人效益。社会资本是指民众对一个社会的基本信心。在一个高社会资本的社会里，人们互相信任，相信政府和各种公共机构。这样的社会经常会有许多灵活的、非政府、受欢迎的组织，有各种各样独立的成员。他们认为，瑞典之所以表现出高而稳定的社会资本水平，其重要原因在于，每一个公民知道如何与不同的人在一个平等的、自愿的环境下一起工作。自愿、平等与合作，这正是学习圈给民众所带来的社会性格。而学习圈的另一个价值是健康资本。这是因为，学习圈能够影响人们的生活状态、生活质量。在学习圈中，评价学员成功的标准，不是知识多少、能力高低，而是学生参加完学习后，是否觉得愉快了，身心更健康了，更能把握自己的生活了。另外，学习圈的存在还使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与传承传统舞蹈、音乐、工艺品中来，使人们拥有更丰富的文化生活，也使人们在全球发展中更好地获得身份认同。因此，基于这些价值，瑞典政府也将在未来继续支持学习圈。

　　海峡对岸的台湾，民众也享受着共同学习所带来的别样幸福。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专员　杨碧云介绍，台北民众的终身学习与社区大学密不可分。社区大学虽名为“大学”，但与真正的大学在运作和形态上有天壤之别，它无入学门坎、无修业年限、无严谨的专业分科，课程发展具有极大弹性，是台北民众共同交流成长的学习场域。其发展结合了许多社团组织的力量，包括地方草根社团（例如各社区发展协会）及以普遍性议题为主的非地区性团体（例如NPO组织）。社区大学是这两类社团共同交流的园地。

　　台北的社区大学深耕于社区，通过执行各种社区营造计划，集合学者专家、社区民众、民间团体及公部门形成一个个社区学习共同体。每一所社区大学虽然有共同的理念，但由于设校的地点、师资与学员的来源不同，各校所能开出的课程与学员的接受度并非完全匹配。加之台湾长久以来，城乡在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教育上差距悬殊，因此，各社区大学依据自身状况来订立自己的发展目标。主要特色有：一是民众对社区回馈服务与活动参与；二是民众对地方文史的规划与推动，如社区文化的营造、传统民俗的保存、社区艺文活动的推展、社区议题的公共讨论等；三是民众推动河川、生态及环保教育，如参与河川守护、湿地复育、焚化炉空污监督、垃圾分类、环境教育等议题的公民活动；四是关怀弱势群体，如社区大学对于中低收入户、原住民、新移民、身心障碍者、70岁以上的高龄者等提供学费优惠，甚至免费的策略，以鼓励弱势族群到社区大学学习。

　　目前，台北12个行政区都分别设置一所社区大学，每学期学员人数约计35,000人，开设课程数近2,000门。在未来，台北市将联合12区的社区大学，进行更贴近社区的教育学习体系建构，建置社区学习资源平台与学习体系协力圈，让社区大学根植于社区，让社区对终身学习有兴趣的个人或团体随时获得就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