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工培训研究综述

【内容提要】我国农民工培训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点主要有：适合农民工实际需要，具有针对性和瞄准率；充裕、可供自由选择；经费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文章尝试从以上诸方面对我国农民工培训研究进行综述性探讨。

　　【关 键 词】农民工培训/研究概述/研究内容/研究趋势

　　【作者简介】王华轲(1976-　)，男，山东临沂人，安徽财经大学教师，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基本理论、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安徽财经大学，安徽蚌埠，233061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444(2010)04-020-04

 　　农民工问题，是时下我国社会中广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它不仅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全民素质的提升，而且还深层次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农民工培训作为解决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农民工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农民工培训研究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理论研究的一大热点。近年来，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民工培训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主要就我国农民工培训研究，做一综述性研究。　　

一、我国农民工培训研究概述

　　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家制度和政策的制约下，虽然我国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或经商现象已断断续续地存在着，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了30年的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制度开始有所松动，我国第一次“民工潮”随之出现，但当时的国家政策依然是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的手段和宣传教育，实行严格管理、有效控制。所以，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农民工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培训问题很少引起人们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我国第一次“民工潮”的出现，我国农民工培训研究初现端倪。但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屈指可数，主要有冯奇在《劳动保护》（1985年第4期）上发表的《高高兴兴进矿，平平安安返乡》、缪文英在《建筑机械化》（1987年第12期）上发表的《谈谈对民工技术培训的重要性》等几篇文章，并且大部分研究只是停留在经验总结的层面上，较多谈及的是农民工安全教育。

　　进入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们开始从理论层面对农民工培训问题予以更多的关注，并对农民工培训的状况进行了相关的调查和研究，但这一阶段的研究偏重于对农民工培训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主要是：刘华学在《中国培训》（1995年第7期）上发表的《培训教育农民工不容忽视》和在《教育与职业》（1995年第10期）上发表的《应有对农民工培训的紧迫感》、冯桂林在《中国培训》（1996年第5期）上发表的《农民工亟需就业培训》、冯桂林，朱玲怡在《湖北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发表的《武汉市农民工就业培训的现状调查与分析》、刘中朗在《建筑》（1997年第6期）上发表的《农民工上岗前培训不容忽视》等。　　“农民工培训”问题真正形成规模、成为一个研究领域，是近几年的事情。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民工潮的不断出现，2003年9月，农业部、劳动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财政部等六部委联合制定并由国务院转发《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农民工培训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2004年，在曾经“民工潮”汹涌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出现的“技工荒”现象，更是促使人们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农民工培训也从此被纳入社会学的视野，农民工培训研究犹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起来。

　　2008年下半年，受大洋彼岸金融风暴的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部分外向型企业遭遇限产、停产或者外迁，大批农民工（据2009年年初农业部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大约有两千万，占农民工总数的15%左右）受此影响而失去工作，返回家乡。农民工返乡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政府最为关注的大事之一。大量农民工返乡，除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农民工“文化技能水平不高，就业竞争力不强”的群体特征也是重要因素。国务院2006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中国农民工中“接受过短期职业培训的占20%，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培训或教育的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占0.13%，而没有接受过技术培训的高达76.4%”[1]。在此背景下，返乡农民工培训尤其是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研究迅速成为近期农民工培训研究的重点。　　

二、我国农民工培训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

　　笔者认为，我国农民工培训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是：培训内容适合农民工实际需要，具有针对性和瞄准率（一是适应农民工特点，农民工愿意甚至乐于参加；二是适应企业用工需要、就业需要、劳动力市场需要，培训之后就业有保障）；有充足的、可供选择的培训供给（培训机构、培训内容）；经费有保障；质量有保障。下面，就我国农民工培训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归纳阐述。

　　1.关于农民工培训必要性的研究

　　如前所述，关于农民工培训必要性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即已启动。如刘华学(1995)[2]认为，大量农民进城工作，补充了城市经济的空缺，解决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但进城农民工普遍文化程度低，技术专长短缺，法律意识低下，不懂得利用法律规定来保护自己，给城市管理带来了困难。因此，组织对农民工的培训教育迫在眉睫。

　　进入21世纪，许多研究者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培训必要性的研究进行了升华。相关研究指出，农民工接受教育培训的必要性首先来自农民工自身素质的不足，难以适应城市工作的要求。农民工培训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多地是来自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需要。二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和投资回报率都远远大于物资资本。加大农民工教育的力度是增加我国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三是满足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知识经济时代最重要的资源是知识和技能。在知识经济时代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产品和企业竞争力的最重要一条是提高从业人员的科学文化素质。如许小青、柳建华(2005)[3]认为农民工培训来源于内源和外生的需求。胡宝娣(2004)[4]对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转移（包括择业和空间范围、收入、转移的稳定性等）二者相关性做了定性研究；刘玉来(2003)[5]则通过河南省濮阳县和伊川县的调查数据对类似观点给予了论证说明。陈润生(2009)[6]认为，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普遍缺乏适应城镇建设需要的劳动技能，严重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转移，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缺乏转岗技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难度越来越大。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大力开展农民工培训，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就业，是增加农民收入和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因此，农民工培训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2.关于农民工培训供给与需求的研究

　　基于农民工培训需求和供给的研究视角，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农民工培训存在供求错位问题。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农民工自身对培训存在潜在需求，用人单位对农民工培训存在自发需求，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也对农民工培训存在宏观需求。但从供给的角度来看，企业对农民工培训缺乏积极性，各培训机构在农民工培训实践过程中又存在职能定位不明、分工协作不清的问题，而且，政府作为重要投入主体或多或少存在“模糊性”问题。因此，学者认为应该致力于建立多元化的农民工培训融资渠道，合理安排培训收费、培训内容、培训时间等问题。（宋丽智、胡宏兵，2005）[7]

 　　(1)我国农民工培训供给现状的研究。就农民工培训供给主体而言，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李湘萍(2005)[8]认为用工企业、政府和新兴民办专业培训实体是我国目前农民工培训的主要提供者；孙丽红(2005)[9]认为当前我国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主要由：政府无偿培训、培训机构有偿培训、企业内部培训和企业委托培训四种成分构成；曾小舟(2005)[10]指出农民工自身、用人企业、农民工流入地政府和流出地政府是培训的投资主体；许小青、柳建华(2005)[11]分别从政府公共机构、企业和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三方面分析了当前农民工培训“有效供给的不足”；李君甫(2006)[12]认为在农民的就业培训中有三类投资主体：政府部门、私人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相应的存在三类培训机构，即公办职业技术学校、民办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和非政府的职业培训学校。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农民工培训的层次也有所提高，高职院校逐步成为农民工培训的重要机构。譬如，陈润生(2009)[13]认为，高职院校应高度重视和积极开展农民工培训与鉴定工作，并把此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以上学者的观点虽略有不同，但其内涵基本一致。综合他们的观点，可归纳出目前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提供者主要是：政府培训计划及非营利性技能培训机构、营利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和用工企业。根据国家统计局课题组(2007)[14]在专题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在2004年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中，通过政府组织参加培训的占10.27%，自己去参加培训的占59.3%，而参加企业组织培训的农民工占30%。

　　(2)我国农民工培训需求现状的研究。农民工在城市中以非正规就业为主，面对的是低工资待遇和恶劣的工作环境，工作不稳定，工资经常被拖欠，也没有城镇居民所享有的社会医疗保障等福利待遇。在当前情况下，通过培训，获得与就业能力紧密相关的关键技能是改善非正规就业者处境的一条有效的方法。宋丽智，胡宏兵(2005)[15]认为：农民工大多只重视从业能力培训，对一些劳动强度低、收益比较好的技术、管理工作（如电脑、营销、管理、会计等）需求较高，较为集中；对一般传统技术（如电工、钳工、车工等）需求较弱；对法律、城市生活常识、自我保护意识等方面的培训往往持比较模糊和不参与的态度。农民工在对培训内容的权衡选择过程中，更看重短期收益，更集中在短期内可以带来收益的项目上，兼顾考虑付出的学习成本、劳动成本越低越好。很多研究者从参与意愿方面对农民工培训需求进行了研究。赵秀玲(2004)[16]从农民工自身出发，分析经济条件、工作性质和社会偏见对农民工参与培训的制约。雷世平等(2004)[17]指出，农民工个人囿于经济实力，对培训的支付意愿较低，故影响其培训参与。朱建文(2004)[18]认为，劳动保障部门提供的免费培训不到位，大部分农民工不能够或不愿意参加政府公共机构提供的培训。韩云鹏等(2005)[19]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状况及外在的制度因素，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并不一定能带来近期的收入提高，这种不确定性因素限制了他们投资培训的积极性。朱海伦等(2005)[20]认为，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信息渠道不畅通、中介服务功能差等多种原因，大量的农民工得不到所需的培训信息。除此之外，朱建文(2004)[21]认为由于对城市生活缺乏认同感，对自己在城市中的未来情况缺乏信心，也会影响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参与意愿。从客观条件上说，农民进城务工，多数只能进入次属劳动力市场，从事超强度、超时间的劳动，故而没有时间精力投入学习。

　　3.关于农民工培训内容的研究

　　刘华学[22]在《教育与职业》（1995年第10期）上发表的《应有对农民工培训的紧迫感》认为，要对入城农民工进行必要的精神文明及市民守则的教育，进行法律知识及有关法规教育，使其知法、懂法、守法，区别不同行业和岗位进行上岗前的培训，对特殊工种必须考核合格后上岗，以防止或杜绝恶性事故发生。有条件还可对农民工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培训教育。从而使广大农民工的法制意识、道德观念、劳动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得到提高，成为有文化、有理想、有道德、守纪律的劳动者。冯桂林、朱玲怡(1996)[23]对武汉市农民工就业培训的现状做了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农民工的培训不仅要以满足实际需要为目的，而且还要与时代科技发展水平相协调；农民工不仅要学技艺；还要更新传统观念，具备健康的心理，切实提高自身的素质。朱力[24]在其著作《中国民工潮》(2002)中提出，对农民工需求大的行业和职业应分层次地教育和培训，在培训的内容上不仅要重视职业技术培训，还要注重思想道德培训、法制观念转变等内容。孙丽红(2005)[25]着重研究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认为当前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主要内容具体包括如下五大类：第一，建筑工培训；第二，公共区域保洁员培训；第三，保安员培训；第四，家政服务员培训；第五，美容美发培训等。

　　农民工培训工作能否取得实效还取决于培训内容是否适合农民工实际需要，具有针对性和瞄准率。有的研究者专门分析了我国农民工培训内容的局限性。如崔铭香(2009)[26]认为，我国农民工培训内容不能切合农民工特点及需求，培训内容与就业脱节的情况比较严重：一是不考虑农民工的文化基础，不管农民工能否听懂；二是培训内容落后于市场需求，不考虑农民工参与培训后所学技能是否为社会急需；三是忽视相应的文化及思想观念的培训。王英明(2009)[27]认为，我国农民工培训内容不完善，不适应农民工的学习需求，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目前我国农民工培训仅仅局限于农民进城后的短时技能培训，转移前的引导性教育、城市生活常识教育和法制普及严重滞后；技能培训缺乏针对性，存在课程和教学与岗位需求脱节现象；培训课程的职业分布局限在一些低层次的范围，真正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培训和技能鉴定往往收费很高，农民工难以承受；有一定需求量的公益性服务、培训项目不多，影响了培训实效。

　　4.关于农民工培训效果的研究

　　学者们对农民工培训效果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培训效果。

　　(1)技能培训对增收的作用。技能培训对农民工增收的效果十分显著，其作用甚至超过正规教育。在国内已有诸多学者运用统计数据或调查数据，证明了技能培训的增收作用，并测算了培训的增收效果。尽管由于数据来源、研究口径的不一致，各研究得出的具体增收强度并不相同，但通过他们的研究，培训对农民工增收的效果得以直观显现。另有部分研究测得技能培训在增收方面的具体金额。在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的一项研究(2007)[28]中，没有接受过技能培训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745元，比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低115元。刘玉来(2003)[29]发现：濮阳县外出务工人员有否接受技能培训的人均收入相差331.90元，劳动力平均收入相差812.72元；伊川县1998年外出打工者中，体力型务工人员月收入平均450元：技能型打工者月收入800元，相差近一倍。谢正勤(2006)等[30]在对江苏省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进行的调查中分析得出，接受过培训的劳动力其打工平均收入为9076.41元，比未参加过培训的人高2535.28元。

　　(2)技能培训对稳定就业的作用。除了增加收入的作用外，人力资本，特别是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实现稳定就业有重要意义。有的学者（程伟，2006）[31]认为：人力资本，特别是技能水平，对促进农民转移，以及稳定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有积极作用。

　　(3)技能培训对改善就业的作用。除了增加收入和就业稳定性的作用外，技能培训还对农民工就业条件的改善，职业层次的提升起重要作用。姚先国等人(2006)[32]在考察农民工职业分层时发现，“职业培训”和“年龄”对农民工就业层次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与对比组相比，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更容易成为服务人员和生产工人，尤其是职业培训对成为生产工人概率的边际影响高达21个百分点，意味着每增加一次职业培训，将使农民工成为生产工人的概率提高21%左右。赵延东等(2002)[33]通过社会调查对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经济地位获得情况及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发现城乡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对其经济地位的获得有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的作用。

　　5.关于农民工培训其他重要配套机制的研究

　　(1)关于农民工培训经费的研究。农民工培训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必须有充裕的经费保障。韩俊(2005)[34]认为，农民工是培训主体和直接受益人，从谁收益、谁投入的角度来讲，理应承担投入的绝大部分。但是由于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只能依靠国家财政增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投入，把培训经费纳入财政经常性预算科目，建立多元化的经费投入机制。王英明(2009)[35]认为，当前我国农民工培训经费保障严重缺失。在农民工培训的投入上，当前主要存在政府投入有限、用人单位因农民工缺乏稳定性而投入动力不足和农民工个人分担比例过大但支付培训费用能力偏低、培训投资意识不强的问题，资金紧缺成了当前农民工培训工作中的严重“瓶颈”。尤其是政府对农民工培训的投资力度亟需扩大，这决定着我国农民工培训的未来发展状况。张晔林(2008)[36]基于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认为，从基本属性看，农民工培训主要是私人产品，但是与纯粹的私人产品相比，它又具有正的外部性。对于具有较大的正的外部性的农民工培训来说，政府有义务参与提供。政府对农民工培训投入的方式主要是补贴，从对现实中的几种补贴方式来看，政府对农民工发放培训券是当前状况下比较有效的投入方式，而且培训券也已得到国家政策层面的明确肯定。当然要使培训券能够发挥预期作用，还需要配套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环境。

　　(2)农民工培训的质量保障机制研究。农民工培训工作卓有成效的主要指标是培训质量，因此，农民工培训的质量保障机制十分重要。李子杰(2003)[37]认为，保障农民工培训质量的两个关键点是准入环节和考核环节。准入包括劳动者的素质准入和培训机构的资格准入两个方面。考核包括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鉴定和对培训机构培训绩效的考核评估。由于政府补贴，降低了农民工的培训成本，从而可能削弱培训机构与被培训者的制约关系，因此必须加强鉴定环节的监督，保证鉴定质量。同时，要把握好培训成果评估环节，政府补贴必须以培训成果为依据，但如何评估和谁来评估培训成果也很关键。　　王英明(2009)[38]认为，目前农民工培训与技术考核、鉴定环节未能联系起来，农民工培训与就业准入资格之间脱节；就业服务不到位，培训机构本身没有专门针对农民工就业的服务和管理，同时与社会性、公益性的职业中介机构缺乏合作。从全国情况看，虽然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人数增加很快，但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并没有明显改善，与用人单位急需技术人的突出矛盾并未缓解。由于培训质量不高，使农民工不具备相应岗位的技能要求，就业竞争力不强，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素质的提高，很难实现稳定就业。

　　6.关于农民工培训模式的研究

　　研究者对于农民工培训模式的研究也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来永宝(2004)[39]密切联系福建省龙岩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情况，分析讨论了“培训券”、“订单式”、“基地式”和“社会化”等四种模式。朱晓禄、朱伟明(2006)[40]在浙江省义乌市城镇职校多年对农民工培训的实践研究基础上，探索出“依托职教、整合资源，政府推动、部门参与，就业导向、农民受益”的培训运行模式。高存艳(2005)[41]则认为选择“短、平、快”培训模式是当务之急。李湘萍(2005)[42]基于农民工培训模式的研究视角，对一种“民办公助”的农民工培训就业模式——“富平模式”进行了探讨，认为“富平模式”是对农民工培训供给模式的制度创新。在经济转轨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并进过程中，在政府及营利性企业不能或不愿提供农民工培训的情况下，富平学校作为一个以扶贫、促进弱势人群就业为目标的非营利组织成为农民工培训的供给主体，尤其是在当前农民工培训提供机制初创和有待完善的时期，其示范和创新意义显得非常突出。冯桂林、朱玲怡(1996)[43]在对武汉市农民工就业培训现状做了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农民工的就业培训渠道有专业培训、用工单位独立培训、师徒帮带式培训等，体现出灵活性、应急性、短时性、传统性等特点。

　　王英明(2009)[44]分析了我国农民工培训模式的不足与缺陷，认为用人单位为了追求短期可见利润，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民工培训的资金、时间投入，因此农民工培训往往是即时性、快餐性的，培训质量得不到保证；培训常常流于基础性知识的灌输，而实训不仅作为职业教育或培训的主要形式理应加大力度，而且对于农民工来说，实训中的现场模拟、指导符合其较低的知识与技能基础，实训环节的弱化甚至缺失，使农民工培训的成效大打折扣；部分引导性教育机构没有按学员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就业愿望实施分类培训，故而影响了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从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角度对农民工培训问题进行多方学理性思考，等等。　　

三、我国农民工培训研究的简评及展望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农民工培训研究尚存在明显不足。现有研究中，如关于农民工培训的“对象”界定不清，针对性不强；在各学科领域中对农民工培训均有所涉猎，但数量较少，且较为零散，还没有形成系统研究；农民工自身培训需求分析和区域实证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问题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针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研究，以描述性分析为主，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展开的研究比较缺乏，仅在一些关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文章中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问题略有涉及；而就当前返乡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问题进行的研究更是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大多只是散见于报端的政策宣传和现状描述。如前所述，我国农民工培训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是：适合农民工实际需要，具有针对性和瞄准率；充裕、可供自由选择；经费有保障；质量有保障。但目前这几个方面的研究都存在不足，理论界需要齐头并进地加强这几个方面的研究，从而构建起真正适合实际需要的有效的农民工培训模式。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从全球教育研究领域看，移动学习的研究方兴未艾，从手机在我国农民工中的普及程度看，其中基于手机的移动学习在农民工培训中应用具有较大的适切性，有较大的应用空间；“基于手机的农民工培训的移动学习模式”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加大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实证研究应该成为今后我国农民工培训研究的重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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